书生斗士阮仪三,让平遥死里逃生,拯救下周庄,却险遭追杀……

作者:jcmp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21-04-29      浏览量:0
打电话约阮仪三先生,从夏天到秋天,居然每

打电话约阮仪三先生,从夏天到秋天,居然每次都需要国内漫游。他的助手总是耐心地告诉我,他们正在某地某古镇或名城,一周或十天半月后才能回来。即使“十一”长假,还是人在异乡,说“正好趁假期把一个项目完成了”。

长假过后,阮仪三终于回到同济大学,在他主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上班。我赶过去,听他讲故事。其实在此之前,已经有很多人给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。

若不是出于良知揽下这么多的份外事,阮仪三应该是在校园里太太平平教书、做学问啊,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,他却拍案而起、四处奔波、大声疾呼,还时不时地被人“打上山门”,甚至有一次险遭追杀。

不好说“份外事”,我想象得出他睁大眼睛较真的样子:“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,是份外事?!”

73岁的书生兼斗士阮仪三,他的人生是由一个个名城、古镇串起来的——

上海

那时候,上海的经济开始进入快车道,四处拆房,大有重建一个新上海的架势。

听说北京来了个有背景的开发商,要在外滩造高层,阮仪三坐不住了,“我去吵,不让建高楼。”他在做外滩规划时已发现,有高层建筑破坏了原本美丽的轮廓线。他频频在公开场合指出,海港大厦、联谊大厦、金陵大楼、文汇报新大楼这四幢高楼是败笔。那几幢楼的设计者,可都是他老师辈的人物,电话打上门去,“阮仪三,你说我造不好房子,你懂不懂建筑啊?让我教训教训你!”压力好大,但他顶住了。外滩,这才没再冒出新的高层来。

规划南京路时,很多人本着打造“大商业”的“现代理念”,要拓宽南京路,在南京路上盖个顶,要拆掉人民公园围墙外的画廊,造房开店。阮仪三针锋相对:不能让蝇头小利破坏了十里南京路,必须保护名特优老店,让四大公司永久不衰,“绿肺”人民公园不该破墙开店,应做成敞开式绿地。结果,上海的一张日报连篇累牍发表了30多篇文章,全是商界、文化界人士批评他的;而他的文章,人家不予刊登。这一回,还是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,南京路才不至于像北京王府井那样惨遭破坏。

后来,他又发现同济有两位老师奉命在做“北外滩”方案,要把那里拆平了建高楼。他马上带学生赶去调查,呼吁保护摩西教堂、犹太人居留地、日领馆等旧址。有人不屑一顾,“什么犹太人?开发商第一!”虹口区领导找上门去理论,说市政府已经把那里确定为开发地段了,老百姓全说好要动迁了,你来搞什么保护建筑调查,气跑了开发商,老百姓也不愿走了……“阮老师根本不吃这一套!”回忆那一段,阮仪三至今还气呼呼的。幸亏,同济校友伍江升任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,一听这情况就说:“阮老师,赶快写个材料,我们报上去。”不久后的2003年1月,市政府公布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,及时增补的第12个正是犹太人保护区!犹太老人重返故地,找到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,几家犹太籍财团遂萌发在此投资的愿望。“这才是商机。跟造新高层概念完全不一样!你想想,全世界那么多犹太人纪念地,唯有上海保留着活的‘诺亚方舟’,物在,纪念意义就在,犹太人会一代代传下去,这不是我们的骄傲吗?这地方,肯定是世界遗产!”阮仪三骄傲地笑了,“阮老师很敏锐吧?好厉害吧?要是当初知难而退,这些都没了!”

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,他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:“天天讲开发,开发了得现利,你就有政绩了是吧?政府官员讲什么经济利益?你只有公众利益!”不过,一些被他说得很窘的官员,到头来都很感激他。

外国同行做错事,他照骂不误。有一次,他质问德国设计师:“为什么把德国式古堡搬到中国来?古堡在这里,违反建筑常理,毫无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可言,只有打折扣的使用价值!”对方申辩:“是你们政府要做的……”他不肯宽恕:“如果你是厨师,客人要你烧一堆垃圾给他吃,你也烧吗?你会告诉他,吃垃圾要出毛病的,应该吃鱼肉。建筑师就要教育人们,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。”环球金融大厦封顶时,日本NHK到上海专访。他直言不讳:“争世界第一高有什么意义?金茂大厦像中国的塔、宝剑和毛笔,造在中国,有中国味、时代味,才算好建筑。日本有好多建筑大师,学欧洲那么早,为什么不造一幢生态的、节能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大楼?”节目播出后,他的日本学生来电称快,“从来没有人这样批评我们日本人的!”

平遥、周庄

阮仪三的保卫战,几乎打遍全中国。

1980年,山西平遥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,大兴土木搞发展。阮仪三带了11名学生,“12勇士下平遥”。到那儿一看,城墙扒开了,开进去一条大马路足有180米,拆了30多幢明代建筑、100多幢清代建筑……他心疼地大喝“刀下留城”,随即找到山西省建委领导,要求马上停止这种“破坏性建设”。一介讲师,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;而且光有规划没有钱,怎么保护?他只好上北京搬救兵。当时的建设部高工、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,文化部高工、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等专家,都在他的感召下,奔赴山西做工作,还促成文化部拨专款维修古城墙,“我要到的第一笔钱有8万元,相当于现在的800万元呢!”平遥这才死里逃生,后来成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。

在《古城笔记》一书中,阮仪三录下了当年的辛苦与激情:“一九六二年随董鉴泓老师……一起考察雁北边防城镇,当时真是艰苦得很,买不到吃的,就是几个土豆和鸡蛋充饥,后来回到太原,洗了衣服晾在绳子上才发现衣缝里嵌有不少虱子的尸体……”、“我和张庭伟等看到平遥那么完整的古城,真精彩,情不自禁花一天一夜画了一张平遥古城的大鸟瞰图,现在到处用的就是这张为主图的古城图。”

“平遥为什么幸存下来了?因为它穷,人家拆掉几百幢、几千幢了,它拆得慢……”阮仪三说起汾河畔另一座古城新绛,在1960年代和“文革”结束时他还一睹其风采,可惜到1980年代已无迹可寻,“隋唐名园之城啊,全毁了!50个江南古镇、2000个古城,我们保护下来的只有几个?”他痛心疾首。

周庄,差不多在同时被抢救下来。

第一次,护镇心切的阮仪三揣着江苏省建委的红头介绍信去了,可“土皇帝”们不买账:“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,马达响才是硬道理”、“什么规划?蓝图全在我脑子里”、“我们忙得要死,不要你们知识分子来管闲事”……这就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受到的“礼遇”。“事后想想,都要哭出来了!”

再去周庄时,他把刚刚拿到的一笔5000元科研经费直接汇到了周庄的账户里。那可是一毛钱可以吃一顿早饭的年代!他承诺:“保护古镇,开发新区,发展旅游,振兴经济。”他无偿为当地引进上海的工厂,引进第一队组团游人。

周庄的旅游火起来了,苏州市规划造一条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的柏油大马路。公路修到镇门口,遭到阮仪三的阻截——“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!”镇领导怕丢乌纱帽,“不坚持了吧,阮老师,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。”他哪里肯依,“我不怕!要在周庄开路,就让他们从我的身上轧过去!”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缩而告终。

这之前,50出头的阮仪三已经领受过无数江南小镇“父母官”的驱逐令。有记者说他,那样大吵大闹不像知识分子。他正色道:“对毁掉珍贵遗产的错误,你不抵制吗?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!”他强调:“我的倔强,基于公德心。”

在阮仪三保护古城镇的名录上,还有苏州、扬州、绍兴,甪直、南浔、乌镇,安阳、南阳、商丘、福州、潮州、雷州、肇庆、临海……可是,中国太大了,该保护的又太多了,除了阮仪三,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孜孜不倦的人吗?他孤独而无奈,“能保一点是一点吧。”

跟阮仪三探讨何为爱国。没有空洞的口号,他观点鲜明:“什么叫爱国主义?爱祖国、爱家乡、爱民族,就要知道自己家乡、自己民族的特点。这些无形的精神底蕴,是寓于具体的实物环境之中的。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,就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。”

在专著《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》中,他诗意地阐述道:“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,他们需要在环境中体味自己的历史,寻找生活的记忆,抚摸过去的痕迹;而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城市是荒漠,是有感情的人不能忍受的。建筑和城市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,是一种物化的感情,这种感情从家庭、家乡推及整个国家、民族……”

丽江、景德镇、昭化、九华山

那年,丽江正恭候联合国“申遗”专家组的光临,不料云南发生七级大地震,专家组决定取消丽江之行。远在上海的阮仪三不甘心,深更半夜里,竟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打电话,说明丽江的木结构房屋是中国建筑精华的范例,榫头像人的关节,是活的,足以对抗七级地震,恳求他们按原计划前往考察。丽江“申遗”,最终成功了。

阮仪三在景德镇党委书记的陪同下考察建筑,发现那里有一条窑工街,隐约可见从宋代直到明代曾经有过的辉煌。“这是世界级的珍品!”他建议花钱修复。书记问需要多少钱,他说初步弄一下大约30万。书记面露难色。说话间,到了瓷都博物馆。看那琉璃瓦建筑,非明非清非民国,是不伦不类的仿古货,既无艺术性又没实用性,一打听,造价竟高达3个亿!他气坏了,“刚才说30万没有,3个亿倒有啦?你们只知道展示形象,亲手毁坏了家园还引以为荣!”年轻的书记没想到老教授发这么大的火,也从没听到过这么重的话。临别,还有语重心长的一句:“听不到反对的话,可悲啊!我今天是作为一个老党员,来教训教训你!”

故事讲得跌宕起伏,阮仪三忽然笑了,“最近完成的四川广元昭化古城项目,是做得最道地、最亲民、最和谐的。老百姓一家都没搬走,经规划修缮后的老房子,住着方便、舒服,房价也从每平方米2600元涨到了6000……老百姓眉开眼笑,我好开心!”

而在九华山搞规划时差点儿丢了命的往事,他自己没讲。那是1979年。看到“九华一千寺,撒在云雾中”的自唐至清的小寺庙,一个个被富起来的人们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特色的大庙;看到属于庙产的森林被砍伐,庙里的老和尚默默流泪,他愤怒地敲着锣,把砍树者喊下来,没收了斧头,登记了姓名,再把他们训走。半夜里,老和尚叫醒他和学生,拽着他俩拼命往后山跑。到了山顶,只见下面火把、电筒汇成一片,原来是来抓他们的!事后,他下山报告,哪知县长不管、林业局长不管、管理处不管,他只能直接向安徽省委书记发电报了。那批人,包括不作为的官员才被查处。

很多人不解:这样子拼死拼活,为了什么?据知情人透露,阮仪三每年都要倒贴给古城镇调研一辆小车。他是借了3000元巨款着手做平遥规划的,可那边的官员到同济进修是他出的费用。这位做了一辈子建筑规划的名教授,曾因此长期无力改善自家的住房。

问起现状。阮仪三轻描淡写:“90年代以后,有设计费了。我拿工资,还有附带收入,很好了。生活是有限的,倒贴嘛不就自己少拿一些?”总算买了新房,也不过三房一厅而已。

补阙

上海,梦开始的地方。

20岁的阮仪三因父亲突然变成“反革命”,不得不从部队复员。1956年,他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。毕业前一年,他就当董鉴泓老师的助手,参与编写《中国城市建设史》了。从1960年到“文革”前夕,每年有两个月,他们在全国各地搞调查,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到处跑。这个过程,使他对城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“我可以自豪地说,我是中国城市跑得最多、县志读得最多的人。”后来,他自己做课题,就选了“保护历史城镇”的题目。

与另一位名师陈从周的忘年交,更具文人色彩:刚进大学时,陈老师上主课“中国建筑”。第一堂课,老师一看他的大名,脱口道:“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,‘三’字辈的。阮元,你了解吗?”他讲了从书本上看来的高祖父的事迹,可老师说不对,让他再去查书。他忘不了老师的殷殷叮咛:“阮家的后代,要学前辈,好好用功啊!”从此,他就跟在老师身边,编教材、调查古建筑。后来,老师不上他们班的课了,仍把他带在身边“打小工”。老师会忽然问:“梁惠王说什么?翻书去!”还耳提面命:“搞城市史,你得把《二十四史》读通了。”1980年代开始,他当上了助教——上课时,把老师的绍兴官话翻译成普通话,把老师出口成章的诗词写全在黑板上。通过老师,他有幸结识了京城的那些大师,享受他们不时打来的电话“阮仪三,那里有个好城市,去看看”。这样的熏陶,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后的阮仪三。

现在,他也像老师当年那样,带着得意门生到处跑了。每逢暑假,他就拿出10万元,外出做田野调查,这两年的主攻方向是大运河。他讨厌空中楼阁或耙剔文献的文章,讨厌借课题之名吃吃喝喝、沽名钓誉,他做着实实在在的事,回家后就在《城市规划》杂志上撰文推介调查来的好东西,每篇却仅得稿酬300元。“考虑投入产出的话,我什么也不要做了。”而诸如此类的开创性课题,竟然都申请不到国家科研基金。去年,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,只能寄希望于社会有识之士的资助了。

一次一次从上海出发,又一次一次回到上海,阮仪三坚持着,一些梦想就在长久的坚持中慢慢变成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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